近期市场对于经济有两个关注的热点：一是稳增长还是调结构的问题，二是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上下限”问题。这两个问题看似互相关联，但笔者认为其实应是独立的问题。

　　首先，关于稳增长还是调结构的问题。这两者一定是对立的吗？经济快速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吗？从经济学意义上说，这两个各自独立的事件其实或是可以同时实现的。稳增长就是如何扩张总需求，这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调结构是如何提高高劳动生产率的行业在经济结构中占比的问题，这是财政政策和资源要素价格改革需要解决的。

　　过去，只要一提保增长，似乎就意味着货币政策放松，同时财政政策导向基建、资源要素价格改革毫无作为，这种组合当然无法实现调结构。但因此就将调结构不成功完全归因于货币政策放松是不正确的。无论货币政策放松与否，无论经济是好是差，调结构成功与否都主要由财政政策及资源要素价格决定，不直接由货币政策决定。尤其是资源要素价格，这是调结构成功与否最关键的因素。

　　为什么我国经济结构中高污染、高耗能、低劳动生产率的产业占比远高于高劳动生产率的新兴产业，归根到底是由投资收益率决定的。过去前者的投资收益率过高的原因固然有基建投资偏高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相比于海外，国内这些行业的成本过低。因为如果国内成本高于海外的话，即使基建投资再高，也只会增加对于这些行业产品的进口，而不会增加这些行业在国内经济中的占比。

　　令人欣喜的是，近两年我们的确看到那些低成本因素在改变：我国工业生产的环保标准在提高、资源价格改革的动作在加快、劳动力成本在提高、人民币也在加快升值，这一系列成本的上升意味着我们已经走在调结构方向的正确道路上了。但除了汇率升值速度由于我国贸易顺差在GDP中占比这两年已经明显下降而无需加速以外，其他的步伐似乎仍然可以再加快一点。

　　试想，有朝一日当我们的资源要素价格（包括环保成本、能耗成本、劳动力成本）高过海外，国内这些高污染、高耗能、低劳动生产率行业自觉地就会将产能转移到海外（就如同过去十多年中国承接欧美发达国家这些产业转移一样），届时就算投放再多货币，财政政策再刺激基建投资，这些产业在经济中的占比也不会再大幅提升；而且，一旦地方政府发现刺激基建投资对于拉动相关产业及整体经济的效果不再那么明显时，自然也就不会再将基建投资作为财政政策的主要导向。因此，稳增长和调结构两者兼得的办法就是，把稳增长（及稳通胀）的问题主要交给货币政策去决定，把调结构的问题交给资源要素成本改革和财政政策去解决，两者不要混为一谈。

　　第二个问题是总理提到的经济增长下限和通货膨胀上限的问题。这一思路是绝对正确的，我们暂且来讨论下这个提法可能出现的两个极端情形：一是经济增速低于“下限”和通胀高于“上限”同时出现，二是经济增速高于“下限”和通货紧缩同时出现。

　　情形一意则味着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低于设定的“下限”，若按照“经济下限通胀上限”的提法，宏观政策需要侧重何限？而若根据传统理论，这时需尊重通胀高于“上限”的提法从而采取紧缩的调控政策，因为通胀过高已经意味着经济过热，这时的经济增速即使低于“下限”也是过高的。

　　情形二则意味着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还远高于经济增速设定的下限，若按照“经济下限通胀上限”的提法，宏观政策将不作为，而若根据传统理论，这时需尊重通货紧缩的事实从而采取扩张的宏观政策，因为通货紧缩则意味着失业率上升，当前的经济增速即使高于“下限”也是过低的。

　　根据传统理论，通胀的高低其实就是反映经济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的缺口，只要通胀就说明经济增长是过热的需要紧缩，只要通缩就说明经济增长是偏冷的需要扩张，那么实际GDP的增速到底是7%还是9%相对来说就没那么重要了，因为它只是潜在增长率与通胀与否所形成的一个结果而已，通胀还是通缩才是反映经济过热还是过冷的主要指标。

　　更进一步，长远来看，设定一个明确的通胀目标对于稳定通胀预期以及指导宏观调控将更加有益，但这也只是从长远来看，毕竟在中国经济处于实现快速增长同时兼顾结构转型的背景下，很难设定出一个精确的通胀目标，更好的办法也许是先设定通胀区间的“上下限”，然后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收窄上下限的波动区间，最后实现一个合适的稳定的通胀目标。

                                                                                        交银主题基金经理  李永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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